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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石家庄
发布时间:2019-09-18 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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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日本侵略军侵占石门。自侵略者的铁蹄踏进石家庄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就把这里作为其侵略华北乃至全中国的后方基地和大本营,侵占大片良田,建造兵营,挖筑壕沟,铺路架桥,开通机场,扶植地方傀儡,建立日本伪政权,建立领事馆,开设商号,野心勃勃要将石家庄建成华北六大都市之一,妄图以此为中心,强化对冀中、冀南地区的长期统治占领。石家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石家庄城市也在八年浩劫中,得到畸形发展。
第一节 日寇铁蹄踏进石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侵华日军于8月底占领平津地区,随之以陆海空30万兵力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干线向华北大举进攻。9月14日,三个师团的兵力沿平汉路及两侧向南发起攻击。同日,日军出动飞机对华北重镇正定、石家庄实施侦察轰炸。沿线国民党守军奋起抗击,但终未能阻止日军向南推进。从1937年9月23日,日军占领石家庄地区的新乐县城,到12月30日赞皇县沦陷,仅仅三个月时间,石家庄属县除深泽、晋县外,大部地区陷于敌手。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造制了一起起骇人听闻的大惨案。日军占领石家庄后,除在市内及各县城镇留有一小部分兵力把守外,大部继续南犯。不久,由于日军兵源不足,只顾追赶南撤的国民党军队,又将部分城镇的兵力撤走。驻守石家庄市内的日军,随即对大光纱厂、聚丰面粉公司、炼焦厂、井陉煤矿等大型企业和车站等地实行军事管制。
在此期间,侵华日军的长驱直入和滹沱河畔的隆隆炮声震动了石家庄及各县国民党的大小官员们,他们携带细软家眷仓惶出逃。国民党的保卫团、保安队、自卫团等武装也全部逃散。国民党市、县政权机构瞬间土崩瓦解。汉奸、特务和亲日分子大肆活动,在敌据点和铁路线附近建立伪政权和维持会;各地的土匪流氓、土豪劣绅、国民党散兵游勇乘机拉帮结派,组织各地方杂牌武装,占领市镇,绑架勒索,杀人越货,互相分杀,兵匪两祸,搞得人民不得安宁。农民不能种地,工人不能上班,商人不能营业,学生不能上课,石家庄人民惶惶不安,处于水深火热的煎熬之中。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和社会的混乱局面,中共石家庄市委、直中特委在中共平汉线省委的领导下,迅速动员广大民众起来抗日,挽救民族危亡,积极担负起抗日救亡的重任。9月中旬,刚从保定南撤到石家庄的中共平汉线省委,根据中共洛川会议精神,带领中共直中特委和石家庄市委机关人员,一起撤至井陉县城。9月20日,平汉线省委在这里召开了紧急会议,传达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研究部署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以杨秀峰为主任的"冀西民训处特派员办事处"和中共冀西特委,并决定组成5个工作团,分赴所辖各县开展工作。工作团的任务:一是与当地政府联系,动员群众参加抗日;二是督促各地政府加紧抗日动员工作;三是动员民众,组织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与此同时,八路军120师359旅长王震、115师的孙毅部先后开进石家庄地区,国民军第53军130师691团团长吕正操,停止南撤,北上抗日,在晋县小樵镇起义,改编为人民自卫军。这样,石家庄地方党组织在部队的帮助下,迅速在石家庄地区广大农村建党、建政、组建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争。
第二节 日本在石门的军事驻扎
石家庄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日军占领后,将石家庄视为其兵站基地,一直以此驻以重兵。
一、日本在石门的军事机构
日本华北方面军的主力第一军军部、第一一○师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独立混成第九旅团、独立步兵第二旅团、飞行第二十七战队等先后在石家庄驻扎。当时,日军调动虽然十分频繁,但在石家庄的驻军总数始终在2万人左右。在石驻守时间较长的是第一一○师团,石家庄沦陷后,该师团就一直驻守在石家庄。该第一一○师团所属的步兵第一百三十九联队,是1939年8月由保定迁来,代号鹭字3906部队。1942年4月,日本陆军中央对华北驻军进行了重新改编部署,将驻石家庄的第一一○师团改为三三制的编制,同师团的步兵第一三三旅团司令部改编为一一○师团的步兵团司令部,步兵第一○八旅团改为新编的第七十一步兵团司令部。自此,驻石的第一一○师团则由师团以及步兵团司令部、步第第一一○、第一三九、第一六三联队、炮野兵、工兵、辎重兵各联队、骑兵大队、师团通信部(代号3916部队)、兵器勤务队、野战医院、病马厂等组成。编制定员14784名。同时,将驻守石家庄的独立混成第八旅团调往顺德,另调华北方面军直辖的独立混成第九旅团驻守石家庄及石德路沿线地区的10个县。调步兵第一三九联队驻守石家庄及石太路沿线地区的7个县,由第一一○步兵团长(即师团长)指挥。1943年8月,驻石家庄日军第一一○师团未变,调独立混成第一旅团来石,将独立混成第九旅团换防天津。1944年1月,日军总部下达了"攻占湘挂、粤汉及京汉铁路南部沿线的重要地域"的一号作战命令,为配合这一行动,同时为确保新占领地区的治安,同年5月,调第一一○师团驻防洛阳。石家庄防务交给新编独立步兵第二旅团接管,隶属驻守北京的第六十三师团指挥。5个月后第一一○师团又返回石家庄。
二、日本在石门的特务机关
1938年11月,日本侵略者在石家庄设立了石门陆军特务机关,管辖石家庄周围的37个县,同时设立日本宪兵队。1941年12月成立兴亚一心会、1942年1月成立警团后援会。此两会名义是群众团体,实际是日军的特务机关,兴亚一心会的职员、干事长、干事,均为日军头目。
1941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为适应形势,及时搜集占领地和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情报,在北京设立了对共调查班,以原设在北京的"黄城事务所"总部的成员为基干,逐渐增加了陆军中野学校毕业生、宪兵、各兵团的情报军官等,在济南、太原、石家庄派出支部。石家庄的对共调查支部有成员10名。主要任务是:(一)调查敌方(指共产党)工作情况,分析缴获的文件;(二)研究治安对策,并作出有关献策;(三)综合、评价送来的情报;(四)对当地驻军进行有关中共势力情况的教育;(五)编辑发行"剿共指针"等资料。从此,对共调查班由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二课的外围机关变为军内机关。
1943年9月,日本华北方面军根据军令陆甲第87号令,下达了改变华北派遣宪兵体制的命令,在华北组成以破获中共秘密组织及秘密活动为主要任务、具有特殊专门能力的部队,即华北特别警备队。将原设在北京、天津、太原、石家庄等9个城市的宪兵队和教习队压缩为只在北京、济南、太原、张家口4个城市的宪兵队,石家庄宪兵队撤销。同时,于同年10月向石家庄派遣华北特别警备队第四大队(简称北特警四大队)(特别谍报队驻井陉煤矿)。该部队的特点是,拥有单独的对共调查班、科学侦谍班、特别侦谍队及临时特别情报队等特殊部队。装备除特殊器材、通讯工具外,以自卫及轻便武器为主,具有游击战斗能力。每个队员都经过严格特殊的训练,而且每个人都会中文。特警四大队担任冀中南部地区,拒马河以南石家庄以北的京汉路两侧地区,以南宫县为中心地区的情报搜集任务。1944年4月前,重点针对安国、饶阳、无极附近,与第一一○师团及第六十三师团配合,侦察破坏中共党政军的秘密组织及其活动,搜集有关中共北方局的情报。华北特别警备队不仅有宣传实施计划,而且制订了详细的搜集情报的实施要领表。如在应收集情报内容概要栏内,详细规定了北特警四大队的任务是:①下列各县政府及其县委的组织、编制、企图、动向、活动状况:定南县委、安国、博野、深泽、深晋极、深北等。②与冀西地区的关系;③对石门、保定的企图及其工作状况等7大项。把对共调查分成两期进行,第一期从1943年10月至12月,第二期从1944年1月至4月。华北特别警备队1944年6月再次进行了改编,增加了兵力,一直延续到日本投降。
日本在石家庄的军事设施大小有几十处,其中较大的有东、西、南、北、中五大兵营和大郭村飞机场等。
三、日本领事馆和日本居留民团
1938年,日本侵略者在华北重镇石家庄设立了石门日本领事馆,同时设立日本领事馆警察署。
为了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政府将大批日本各方要人调往中国。到1942年6月,石家庄的日本侨民,由初期的几百人,增加到一万多人。为了加强统一管理,1937年12月,在石家庄的日本人成立了日本居留民会,1939年该组织进行改组,设立了会长、参事会长等专职人员。1940年12月,举行了第一次民会议选举。1941年,将日本居留民会改称为石门居留民团。
石家庄的日本领事馆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的代言人,也是日本侵略者设在华北的特务机关,它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第三节 石门市的伪政权
日本侵略者占领石家庄以后,为了达到长期占领的目的,不但驻以重兵把守,还扶植伪政权,建立各级统治机构,以加强政治统治。
一、石门伪市政公署
日本侵略者进市不久,首先扶植成立了临时的地方傀儡政权石门治安维持会,由当地劣绅李汉卿充任主持,以协助日军维护市区社会治安。1938年1月15日,在治安维持会的基础上,又组成石门市政公署筹备处,由石门商会会长马鹤俦任主任(又称处长)。在此期间,日军为加强河北沦陷区的伪政权,于1939年3月,将伪河北省公署自天津移驻清苑(今保定市),在省以下设道、市、县,全省共划分为8个道,其中真定道驻石门,辖15县;石门、唐山为省公署直辖市。同年10月,伪华北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正式批准石门设市,为省辖市。马鹤俦就成为石门市的首任市长,日本人片仓滕太郎为顾问。日本人名义上为顾问,实际操纵着一切市政大权。市政公署下设秘书处、财政局、社会局、警察局、救济院、屠宰场等。其办公地点设在桥西南大街与北大街衔接处。市区内辖12个区,各区设区公所,由区长、办事员、夫役等若干人组成;区内各街设街长1人。区街长不拿工资,均为义务职,各区公所的经费,由本区居民负担。
日伪统治的8年中,石门市长更替频繁,前后共有六任。除第一任马鹤俦外,先后担任市长的有蒋表轩(东北人)、张格(天津人)、韩晋援(东北人)、孙世荣(东北人)、管锡山(东北人)。6位市长中,任职较长的是张格,约三年半时间,任职较短的是孙世荣,只有短短的三个月;更值得一提的是,6位市长中就有4位是东北人。据此可见,日伪统治时期,石家庄的政局是极不稳定的,日本侵略者对当地人是极不信任的,他们所有的大都是自己的亲信及其爪牙。
二、新民会石门总部
新民会是日本侵略者对占领区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的重要特务机构,它的主要任务是积极推行奴化教育,实现其"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中华民族的心理",以达到他们以华治华的罪恶目的。
1938年2月12日,以片桐氏为首的7名日本高级特务来到石家庄,组成新民会石家庄地区办事处。同年8月在办事处的基础上,扩大了机构,成立了新民会石门市指导部。其指导部部长为马鹤俦,下设总务科、指导科,两个科下各设若干股、班,大多由日本人把持。1939年3月,日军对华北新民会进行了改组,同年4月,新民会石门指导部也改为新民会石门总部。同年6月,又在获鹿等县设立了新民会办事处,其机构更加庞大。
1940年2月,"军宣抚班"与"新民会"合并,新民会石门总部改为新民会石门市总会,下设官公吏、商业、教育、新闻业及第三、四、五、六等10个分会,会员6292名。总会长下设委员会,委员会下分总务、组织、宣传三科,并有青年团、少年队、少女队、妇女会等组织。制定了新纲领:(1)发扬新民精神,显示王道;(2)实行反共,复兴文化,确定和平;(3)振兴产业,改善人民生活;(4)睦邻结盟,以建立东亚新秩序。
新民会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不同形式宣传粉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逐步从思想上麻痹中国人民的意志,消除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石门新民会成立初期,利用电影、讲演、免费看病等小恩小惠增加市民对新民会的认识了解。之后,通过建立青年训练所、日语商业学院、民众教化馆,设立合作社、职业介绍所、劳动协会,成立青年团等所谓的民间机构对市民进行奴化教育。新民会的渗透活动无孔不入,就连一些商店、剧院、饭馆的牌子,都被他们加上了"新民"字样,用以扩大其影响。
三、石门伪警察局和伪治安军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筹备成立伪市政公署的同时,招募了警察数百名,将原公安局之组织进行改组,内部机构设置了总务、司法、行政三科及督察室,外部设第一、第二警察分局、侦辑队、卫生队、警察官训练处,全局共有警察31名、长警114名,清道夫役62名。1938年2月,日伪河北省治安部驻石办事处在石家庄成立。与此同地,石门市组织了自卫团,内设正副团长各1名,分团长12名,办事员若干名,团丁360余名。市内12个区各驻团丁30余名,日夜巡逻,维护本区治安。
第四节 石门市的城市规划和实施
一、"石门市都市计划大纲"的制定
石门市西依太行山脉,东、南、北三面是广袤的大平原,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加之这里交通比较发达,有京汉铁路在此经过,正太铁路在此起点,为入晋门户,也可转同蒲以通西北;北据滹沱河,水源丰富,加以疏浚,即可成水路要地;东联天津以达海岸,沧石路直达山东,附近各县公路纵横交错,海陆空交通便利。因此,日本侵略军占领后,将石家庄列为北方六大都市之一(北京、天津、济南、徐州、太原、石家庄)的重点城市加以规划建设。
日军入侵不久,在市政公署筹备处顾问、日本人片仓滕太郎的授意和主持下,市政公署筹备处召集日本专家和市政要人,成立了专门班子,着手制定《石门市都市计划大纲》。1939年10月,这个计划大纲出台,又征求各方面意见、建议后,报送伪河北省和日本有关方面审批。
计划大纲共分8个方面,城区以外地区规划范围:以石家庄车站为中心,往东10公里,向西14公里,向北7公里,(向南未定)也就是现今西到获鹿、东到藁城、北至滹沱河,南达栾城界。市街计划区域:以京汉路火车站为中心东行3公里,西约4公里,北约3公里,南约2.5公里,其面积约38平方公里,人口规模50万。规划区主要是生活居住用地,工业用地较少,保留用地多,禁建区用地多。道路规划系统采用棋盘放射自由式布局,一般采用小街坊方式。主要干道规划宽度30-45米,住宅干道20-30米,一般街道宽10-15米。规划公共建筑项目主要有小学、中学、影剧院、游艺场、体育场、公共医院、市政府、工务局、警察局、邮政局、电话局、商务局、跑马场、公园等;市政公用设施有自来水公司、电灯公司;城市发展方向主要是桥西。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在伪市政公署内,专门设立了都市计划促进委员会,具体督办计划的贯彻实施。
二、市政建设的具体实施
在市政建设方面,除由都市计划指导委员会原则指导外,具体由日伪建设总署北京工程局石门施工所负责组织实施。石门市都市计划大纲于1939年10月出台后,到1942年,从市区道路、自来水、照明、防洪、建筑等方面,投资约计763万元,取得一定成效。
在市区道路方面,原石门市街道狭窄,交通不便。1938年春,开始建设协和路(现今胜利路)、新民路(现今解放路)、和平路(现今平安大街);1939年5月,修建了新兴路(现今新华路)、朝阳路(现今中山路);市郊先后修建了石正、石元、石藁等公路。市区道路形成了四通八达之状。市区街道原大半为石块路面,凹凸不平。1938年翻修了大同街、南大街等街道27处,1939年又修成西道岔街、姚山寺街,翻修至善街等;1940年9月翻修亲善街、姚家街、南大街及4条胡同道路。1938年以后,又在主要街道先后修复和安装路灯1500盏。从1938年始,到1945年先后疏浚南小街暗沟等、增修涵洞、铺设水泥管道15000米,初步改善了市区污水排放。
修建防洪堤和泄洪渠。石门市地势低洼,每年夏季多雨季节,常遭水患。特别是1939年的水灾,使石门损失惨重。1940年2月11日至4月3日,日本侵略者为保护这一华北的兵站基地,在建设总署的指挥下,强征民工累计20万人,修筑防洪堤、泄洪渠。从南新城起,分别向东北、东南筑堤、开渠,北导太平诸河之水,由岳村村北折向东北与古运粮河合流入滹沱河,为北防洪堤,北防水壕。南截方台沟及附近农田沥水经获鹿方台村折向东南,经东良厢村入老?┖樱?为南防洪堤,南防水壕,全长138公里,命名石宁堤。1942年春又进行了修缮,并举行了命名典礼,立碑为记。
自来水供应。1940年前,石家庄市居民用水全靠土井,1940年,设立石门市上水道办事处,由伪市长兼任处长,负责筹建管理市区自来水供应问题。伪市政公署发动24户工、商企业集资,开始修建自来水工程,于1941年建成水井2眼,水池1座,铺设给水管道20公里,日产水能力约2400m3,在市内12个区设立了卖水站,向市民供应自来水。
修建公园。1937年后,在正太车站(原石家庄火车站)、大石桥南辟建车站公园,称兴亚公园。1940年,在新华路以北的东焦村、袁营村征占农民耕地40余亩,辟为公园,称平安公园。园中建木亭1座,喷水池1个,养猴子2只,树木数株。1945年8月后,改为石门公园。
邮政业。"七七"事变后,石家庄、正定、获鹿、井陉、栾城等邮局,因不能与北平邮政管理局维持正常联络,暂划归山西代管。同年10月11日,石家庄沦陷后,邮局被日本野战邮局侵占而被迫停业。12月,邮局迁址平升街恢复营业;12月31日,石市邮局重新划归北平邮局管辖。随着市区秩序的恢复,市内人口增加,特别是日伪军政宪特机构不断扩大,邮政业务亦不断增加。1940年,石家庄邮局升为一等甲级局,同年改为石门一等甲级邮局。邮路也不断扩大,1936年前有邮路15条,到1944年扩展到18条,邮局代办所27个,还开办了国际、国内包裹业务、中外(主要是日本、满州、蒙疆)汇兑业务、邮政储蓄、代办礼券业务及特快专递业务等。当然,紧急邮件业务专供侵华日军使用。
电信业。于11月8日,日军接管电报局和电话局。同时,增加了无线送信所的机构,更换安装较先进的电报收发信机、长途载波电话机和市内电话交换机等设备,使有线和无线通讯得到较快发展。1938年8月1日,日伪华北电信电话股份有限公司将电报局和电话局合并为石家庄电报电话局,1940年4月15日改为石门电报电话局。至1944年,电报通信已建成河北省内和能联通河南、山东、山西3省及北京等地的省区际公众电报与铁路电报的中继电报网路和转报枢纽;开通石家庄至省内和北京、济南、太原、安阳等地长途电话线路11条;市内电话装机用户由沦陷初期的200户增加到1313户。其中仅日本用户就达858户。此外,军、警、宪、特机关和钱庄、银号、商会、公馆等,占电话用户的多数。电报业务改按英文、华文、日文3种,增办交际电报和随电赠款电报新业务。到1942年,又改按特别业务性质,将电报种类统分为16种。电报量也逐年增加,仅据1942年统计,全年电报量总计54.97万份,日均通报0.15万份。
第五节 石门的交通运输
日本侵略者计划把石家庄建成华北的六大都市之一,但作为城市的重要功能的交通运输,却能力低下。这样,不仅直接影响日本对华的军事占领和物资掠夺,也制约着城市发展速度。因此,日烟在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大兴土木,使石门的交通运输能力有一定改观。
一、石德铁路的修建和石太铁路的拓宽
1937年11月,日本侵略者占领太原后,石太铁路被日本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控制,在石门设出张所、警务段,还成立了石门铁路局(1944年5月)管理石太铁路。因石太线坡陡、弯度大、路轨窄、桥梁负荷轻,运输能力小,不能满足日本侵略者掠夺的需要,因此,从1938年11月开始,将石太铁路窄轨改成标准轨,另按标准轨距铺双重轨两条,形成四线式线路,使之东与京汉,西与同蒲、京绥衔接,形成铁路网。1939年10月竣工,10月2日,将正太铁路改为石太干线。
石德铁路是日本侵占华北后修建的,于1940年6月开工,同年11月中旬全部竣工,次年2月15日交付运营。石德路西起石家庄,东至山东德州,全长180.7公里,设22个车站。该路东连津浦,西接京汉,横贯华北中部平原,与胶济、石太两线贯通,使晋、冀、鲁、豫四省交通连成一体,成为日本侵略者掠夺华北物资和调集军队的重要干线。
随着京汉、石太、石德线在石家庄的交汇贯通,石家庄的铁路枢纽地位初步形成。1938年,石家庄站旅客列车分成特别快车和普通列车两种,取消座席等级;1939年,日本华北交通公司将京汉、石太两个石家庄站合并为一个站,建成北场9股道,扩大机车场侧线为4股道,新建南货场和车辆段;1941年又新建成东调车场,建成北兵营、动力厂等专用线若干条。
二、公路交通
日本侵略者占领石家庄后,就着手公路交通的兴建或改建工作,主要有以下几条干线:
(1)京广公路:此线北起北京,南达广州,与京汉铁路并行。石家庄辖区北起新乐,经市区到高邑县出境入邢台界,长65.5公里。该路是侵华日军于1938年至1940年间,沿京汉铁路东侧,在原人行道或大车道的基础上修成的土公路。
(2)石太公路:东起石家庄市,西至山西太原,石家庄辖段55.4公里。该路由日伪建设总署于1938年在石门至太原的马车大道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
(3)沧石公路:在原铁路路基的基础上修成。
(4)京获公路:全线起自北京,终于石家庄的获鹿,石家庄辖区经行唐,灵寿,止于灵(寿)获(鹿)界,输长46.7公里。原为州县大道,日本侵华后建成汽车路,称获平公路。
除以上外,也修建了部分县级乡级公路。据1941年日伪资料记载,石家庄境内有国道省道197公里,县道1475.97公里。
1939年4月,日本华北株式会社石门汽车营业所成立,有货运汽车170辆,客车10辆,职员457人。每天除满足军事运输外,主要是运送上下岗职工,开通各线班车30个班次,营运路线16条,里程1288公里。截止1942年,从石门发往各县的汽车线路有四条:沧石线:这是一条最长的线路,由石门发车,经藁城、晋县、深县、武强、三呼庄等22个站;其次为石宁线,由石门至冀县,经栾城、赵县、宁晋、新河等6站;再次为石井线(石门--井陉)、石获线(石门--获鹿)。
三、石津运河的开凿
负责这项工程的是伪华北建设总署石门河渠工程处,从1938年起,就在滹沱河沿线测量。1942年3月18日举行了石津运河工程开工典礼,准备5年完成,工程总费用约3000万元。工程管理及施工机构庞大,工程处本身分设工程、人事、经理3个科,工程处下又有修械所、材料场、警备队,同时又领导黄壁庄、李村、柳辛庄3个施工处。预计完工后,可作为以下用途:水力发电、灌溉、蓄水池、贮水堰堤、取水堰堤、船闸、运输等。但开工后,因不断遭到八路军和根据地地方武装的袭扰,施工时断时续,后因日军投降而停止。石家庄解放后,在原石津运河工程的基础上建成石津总干渠。
四、飞机场的修建
石门飞机场(即大郭村机场)"七七"事变前即已建成,日本侵略军占领后,又重新整修、扩建,到1942年,每周有定期航班,有石门至北京、太原、开封、南京、上海、张家口、包头、满洲及日本的航班。
第六节 日本侵略者的经济掠夺
日本侵略者为了"以战养战"、"自给自足",在武力强占中国大片国土后,立即在沦陷区采取"飞跃的战时经济体制","尽最大努力供应我国(指日本)所需要的战争资源",在占领区实施绝对统制和疯狂掠夺。作为华北腹地的石家庄,以其丰富的资源,成为日本侵略者掠夺的重点区域,特别是对战略物资进行了掠夺性开发。
一、日本对石门经济的统制
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早在1935年7月就开始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之后,日本中国驻屯军(即后来的华北方面军)就制定了对华北实施大规模经济侵略的政策,提出了在华北首要投资和编制的经济部门是交通(包括铁路、公路、港湾、航空、通讯和内河航运),矿产业中的煤、铁资源,其他如冶金、发电、制盐、化工等工业也要逐次加以编制。为此,日本在华北的驻军与外交使馆还联合成立了"华北经济开发委员会",加快了经济侵略步伐。首先是日本商人进行大规模的武装走私,向华北大量倾销日货,使日货很快占领了华北市场,对华北的民族工商业造成了致命的威胁。接着,日本纺织业财阀捷足先登,对华北民族纺织业强买与兼并。年底,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在华北的投资分公司兴中公司成立,这是执行日本政府旨意,首先控制华北国防基础和重要资源产业的"国策"性质的投资公司。1936年2月,日本又制定了"华北产业开发指导纲领",这是对华北的财政金融、工商、贸易以及农林牧渔各业逐步实施全面统制的总体方案。此后,"兴中公司"制定了"对华经济工作五年计划",在其产业发展目标中,"投资和继承"开发原属德国产业之井陉和正丰煤矿,使年产煤炭由150万吨扩大到250万吨以上。1936年,"满铁"和日本大藏省先后派人,窃取井陉、正丰两矿的煤炭生产和资源情况。9月30日,宋哲元与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签定了日本取得开发井陉矿的特权。
日军占领石家庄后,立即组成了以笠井米藏为机关长的日军驻石门特务机关。在特务机关的指挥下,组成了以日军为骨干的若干分队(日军称办事处),强行进驻交通、邮电、煤矿等各业,实行强制"军管"和霸占。1937年12月15日,日军驻石门特务机关长笠井米藏发布通告,强行对大兴纱厂进行接管,随后,日军又派兵驻守该厂,强定于1938年1月7日复工。与此同时,日军先后进驻井陉煤矿、正丰煤矿、石门面粉公司、石门炼焦厂等重要企业。
同年12月底,日本内客正式通过了"华北经济开发的根本方针",规定对华北交通、通讯、发电、煤、铁、制盐等基础和国防产业必须加以统制。统制的方法是将实行每行业设置一个特殊投资公司统一经营和管理。如交通运输委托"满铁"经营,制铁委托"日本制铁"公司,电报电话委托"满洲电业",盐业委托"兴中公司"等等。并拟成立华北开发公司,作为对上述统制产业进行总体的综合调整、统一计划、奖励和监督的最高统制机关。在此公司未成立前,一切均由兴中公司管理。根据上述政策,1938年3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和审议通过了"对华北的综合开发计划"及一系列与之配套的金融货币、工商贸易、农业等分行业紧急政策。为此,华北各级伪政权立即成立财政部、局、科,并制定了各项殖民地性的财政税收政策,使华北财政税收完全纳入了日本的统制之中。石家庄伪市政公署、真定道尹公署都设立了石门统税局和财政科、局,伪河北省也在石家庄设立石门统税征收局,内有日本人当顾问或参事,监督政策的实施。日本还在石家庄设有朝鲜银行石门出张所、河北银行石门分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石门分行,对石家庄金融货币实行统制。1938年11月,日军对华的战略进攻告一段落,开始回师华北,加强对占领区的政治与经济统治,成立了"华北开发公司",制定了从1938年至1942年的"华北产业开发第一次五年计划"。之后,日本华北开发公司在石家庄设立了华北棉产改进会石门地区办事处、天津商品检验局石门棉花检验分处、棉花协会石门出张所、华北交通公司石门出张所、国际运输公司石门支局、中华航空公司石门出张所、华北电信电话石门出张所、骸炭工场等管理机构。至此,日本完成了对石家庄所有基础和国防资源产业的正式接收与全面统制,殖民地经济体制正式形成。
二、日本对石门经济的掠夺和摧残
"华北产业开发第一次五年计划",因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民广泛开展了空前活跃的游击战争,打破了日本侵略者的美梦,使其计划无法正常实施。为了加速实行其从占领区获得物资的"以战养战"政策,1939年,"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对上述进行了修改,改成从1939年至1941年底的"华北产业开发三年计划",在交通、通信、发电、煤炭、钢铁、盐业、棉产等8个方面设定了指标。这个计划从1940年起在华北大规模实施。
首先加强了交通开发。由日本控制下的华北交通业由一个公司扩展为4个,下辖7个分公司,其中华北交通公司石门出张所就是其分公司之一。日本人在对石家庄的交通运输业全面统制后,将晋煤外运的重要干线--石太铁路加以拓宽改造。为打通河北、山西、河南等地与山东的军事运输线,1940年11月,修成石德铁路,成为日本侵略军的专用线。在加快陆路开发的同时,又开始建设石津运河,以打通石家庄到天津的水路运输,为掠夺华北的物资开辟新的通道。在国防重要资源产业方面,1940年,将"军管"的井陉、正丰、六河沟煤矿和石门炼焦厂合并,重组新的"井陉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名义上该公司的经营方式是"中日合办",实际上完全由日本人操纵。他们不择手段地掠夺开采煤炭。当时,井陉矿有5口井,年产量约80万吨,正丰有一、二、三号井,日产煤900吨以上,年产30万吨。这些出煤量远远不能满足日本侵略者贪婪的胃口。于是,日本人便"吃肥丢瘦、取易丢难、杀鸡取蛋",用"陷落式"土法采煤,以实现增产的目的。从1942年7月至1943年2月,在8个月的时间里,日本人接连开凿了南钭井、北钭井、周钭井等6个钭井,强占农民土地428亩。据统计,日本共掠夺走煤炭870多万吨,使整个煤矿受到严重破坏。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为把中国变成其"完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在中国占领区进行更加疯狂的经济掠夺,制定了野心勃勃的"基于大东亚经济建设基本方策的华北经济建设十五年计划"。对以往准予自由经营的民用工业,以及全部生产和生活物资均实行全面的法西斯统制和垄断。从1943年起,在华北陆续建起"华北交易配给统制总会",以及对各类物资实行全面统制的上百个分行业分地区的中心及支统机构。对城乡居民实行食盐、火柴、煤油、布匹及粮食、煤炭等生活必须品的"配给制"。大米、白面被确定为日军军粮,禁止老百姓食用。而"配给"老百姓的所谓粮食是由豆饼、树皮、草根制成的混合面,"配给"的数量又很少,远远不够食用。规定"为增强国防战斗力直接服务"的日本华北国防产业机构职员和日方军政人员为第一类物资配给人员,给予较充分的粮食和必需品配给;"间接为增强国防战斗力服务"的伪官方职员及一般日侨列为"第二类物资配给人员",也给予起码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配给;而除此之外的广大百姓则由其基层店"自筹配给"。在财政金融方面,没收了中国官办、民办的银行,强制发行伪币,控制金融。以"皇军慰劳金"、"国防献金"、"飞要献纳金"等名目进行搜刮。设立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烟酒牌照税、安装路灯捐、自行车捐、棉花落地捐、筵席捐等等,多达百余种,仅税款一项每年征收几百万元。日本对石家庄农村的掠夺十分残酷,一是强行占领民房民地,修筑兵营、仓库、铁路、据点、碉堡、飞机场、封锁沟墙,仅在市郊就侵占农民土地5万多亩;二是强制低价收购农产品,尤其是粮食、棉花等日本急需的战略物资。粮食收购价只有市场的一半,强买强卖。在石家庄周围农村,日军在"勤俭增产"、"确保农产"的口号下,推行所谓"囤粮保管"和"计口授田"的政策。在麦收、秋收时,日军强迫农民到"公共打粮场"上去收打,收获的粮食要全部给日军据点的仓库"保管"。然后,每月按定量"配给"农民很少一点口粮。日军制定了对石家庄周围冀中、冀晋、太行、冀南等根据地的抢粮计划,组织抢粮队、运输队,抢掠大量粮食。为了掠夺棉花,新民会石门总会、华北棉产改进会石门地区办事处、河北石门区劝农模范场等机构,实行高压政策,强行规定农户必须用7/10的耕地种棉花,还强制发行植棉贷款,限制农民必须把棉花卖给新民会合作社。而新民会合作社以140斤抵100斤的特别大秤收购棉花,价格还比市场低一半,并强收手续费。据统计,日本侵略者每年从石家庄运往天津等处的棉花约500万吨。还有赵县的雪花梨、赞皇的核桃也是日本人掠夺的物品,每年要掠走1000万吨;无极、辛集的羊毛每年万余吨,牛皮、羊皮30000张。
大兴纱厂被日军强占后,全部生产经营权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工厂生产的布匹和大部分棉纱都被日本侵略军充作军需或运往日本。据统计,1940年以前,日本侵略者每月就可从大兴攫取182.5万元的高额利润,相当于生产总消耗的3倍。在日军占领期间,对大兴的生产设备进行了掠夺性破坏,不管工人的死活和机器承受能力,机器经常处于超负荷运转,使不少机械设备损失严重。1942年后,为了支持太平洋战争,在沦陷区内,大搞"献铁运动",强行向华北各厂矿征收钢铁,甚至规定纺织企业要锤毁三分之一纱锭用以"献铁"。大兴拥有3万枚纱绽,便被日本人锤毁1万枚,又强令大兴代为日方公大纱厂损献纱锭15360枚。同时,对纱布机亦按相应比例锤毁献铁,致使大兴的纱绽只剩下5000枚,布机仅留下百余台。
日本还疯狂掠夺劳动力,从石家庄周围各县采取抓捕或派夫出工的方法,为其修建兵营,挖沟铺路。据现辖17个县不完全统计,每个县都有被抓去当劳工的,全市在5000人左右。分别被关押在石家庄、北平、青岛等日军收养所训练后,送到华北及东北和日本当劳工。其中,井陉煤矿于1941年起,就从获鹿、宁晋、束鹿、晋县、南宫、邢台等地抓捕或诱谝了大批青壮年,与一部分被俘人员合编成"增产报国队",在井下从事苦力。驻石家庄日军的五大兵营、飞机场及几十处军事设施,就是靠石家庄集中营的劳工们用血汗和生命筑成的。
第七节 文化教育、宗教和人口
日本侵略者为加强法西斯的政治统治,在教育、文化、宗教、卫生等各个方面竭力推行奴化教育,以消除沦陷区人民的反日情绪,使这一时期石家庄的文化教育带有浓厚的殖民地色彩。
一、奴化教育
"七七"事变后,石家庄市内的各类学校均已停顿。1938年初,伪市政公署筹备处成立后,日军为粉饰太平,要求将市内及郊区各中小学校渐次恢复。1939年伪市公署成立后,设有教育科,下设学务、社教两股,负责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及行政事务。之后,首先在恢复了原来的十几所市立小学的基础上,新成立了4所市区小学,同时对私立小学进行初步改造。在市郊农村,先后设立了48所初级小学。1942年全市共有初级小学64所,所有市立小学的经费,都由市财政拨款,私立学校经费自筹。各校教科书均采用日伪政权教育部统一审订的教材,在所有完全小学的高年级,每周增设两个小时的日语课。
这一时期石家庄的中等教育数量较少,发展缓慢。1939年,伪省教育厅在石建立了河北省商业职业学校,1940年开始招生,共两个班,除设普通中学课程外,另有会计学、薄论学等。聘有日本人教官,作为监督,兼授日语。这是日伪时期建立的第一所中等学校。1943年春,在市民的要求下,石门市立女子家事职业学校成立,暑期招收小学毕业女生100名,分成两个班。课程除普通中学应有科目外,增授烹饪与缝纫课和英语、日语课。女了中学建立后,1944年夏,市民迫切要求成立男子中学,伪市政公署采取建校经费捐助的办法,又建立了石门市立中学,专门招收小学毕业的男生,其课程与一般普通中学相同。一年后日本投降,学校停办。同年9月,石门市学院在朝阳路(今中山路)成立,招收中等学校毕业生,当年招生30多名。该学院还附设医院一所。
除以上国人开设的学校外,石家庄还有3所日本学校,即日本第一、第二国民学校和日本居留民青年学校。石门沦陷后,大批日本人陆续涌来,在石家庄设立日本领事馆,组织日本居留民会和几十个会社团体。为解决这部分日本人子女入学的需要,1939年前后,在桥东、桥西的繁荣地段强占土地修建了以上3所学校,校址分别是现今的一中、二中和十七中学。
在石家庄的中小学校,从课程设置到行政管理,处处都带着浓厚的日本殖民地的色彩,为"一切为战争服务,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目的服务。
在社会教育方面,日本侵略者不遗余力,推行奴化教育。在这方面,石门新民会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在石家庄建有庞大的工作机构,有野心勃勃的工作发展计划,发展的成员来自不同阶层。其工作方式和手段有较强的煽动性、隐蔽性,人民群众难辩真伪,不容易看清伪善的一面,因而自觉不自觉地上当受骗,身受毒害而不觉察。他们采取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通过电影、戏剧、报刊等形式进行欺骗宣传;其手段之二是举办各种类型的训练班、演讲班,名义上是扫盲,学文化,实则是利用这种形式进行奴化教育;改换商店、街道等名称,在达到潜移默化的目的。还有所谓的教化工作、厚生工作。1939年11月,日本侵略者在石家庄的东焦村开办了石门市青年训练所,旨在选拔一些青年,通过三个月训练,成为他们所谓的"体得新民精神"和"新民运动的先驱者"。还开办了日语商业学校等。1939年3月以后,在日本人的授意下,伪市政公署教育科和宣传科共同组织起了青年会、少年会、亲和会、妇女会等文化团体,以复兴本市文化工作为名,行日本人的所谓"日华满亲善"之实。1941年,伪市政府又在全市兴起识字运动。10月4日,市民众识字班开学。新兴路小学、阜康路小学等学校各附设一个识字班,每班50人。到1945年,市民识字班发展到7处,参加识字人数约500余。1942年以后,伪市政府每年的11月定为市民识字宣传月,届时在全市开展识字大宣传,动员民众积极参加识字。虽本质是为日本侵略者服务的,但这一措施,对扫除文盲,提高全市人民的文化素质,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文化娱乐业
石家庄沦陷后,报刊全部停刊。1937年11月,由新民会的陈毅创办了《石门正报》,竭力为日本侵略者唱赞歌,美化侵华战争,成为新民会在石家庄的喉舌和代言人。1939年11月,该报改名《石门新报》。报纸发行量上万份,遍及冀南各县,是当时华北较有影响的报纸之一。1942年后,该报对印刷设备进行更新改造,安装电力马达,大大提高了印刷速度。1939年8月1日,《石门日日新闻》创刊,主办者为日人田中敏夫,出日文日刊4版。此报发行到市内及京汉、正太铁路沿线车站。此外,北京之《新民报》、《晨报》、《新北京报》,天津之《庸报》等都在石家庄设有分社或分销处,还有日本《东亚新报》、大阪《每日新闻》石门通信部、大阪《朝日新闻》等几十家新闻机构在石家庄设立了分局、通信部或支局。1942年5月,在新民会石门市总会授意下,驻石家庄的各大报社联合成立了新民会石门市总会新闻业分会,分会长为张鹤魂,有会员70余人。1942年,新闻单位又联合华北电影院、石门剧场等单位,成立"石门宣传联盟",支局长为日人渡边,目的在于加强对新闻、文化单位的统制管理,以便更有效地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
戏剧电影业较为繁荣,仅剧场就有十几处,较在的有升平楼、同乐戏园、劝业剧场、第一舞台、新华舞台、新民戏院等。电影院有华北、声光、升平戏院等。在劝业场专门上映日本松竹公司提供的古装影片以及新闻等,专供日本人和市政要员观看。
当时,石家庄还建有一些娱乐场所,如西花园、兴亚公园、跑马场等。跑马场是专为日本人享乐修建的,建于1939年秋,面积约数百亩,1940年又扩充改造,设有望远台、看台。这里每年举行两次赛马运动,主要以日本人参赛为主。
三、被侵略者利用的宗教
石家庄市民以汉族居多,其宗教信仰,以佛教为最盛,其次是伊斯兰教、天主教、耶酥教、道教等。石家庄是华北地区入教人数较多,宗教信仰较为复杂的城镇之一。日本侵略者利用宗教,打着"促进日满华亲善,维系东亚和平"旗号,麻痹中国人民的思想,煽动反共情绪。1939年成立了石门市宗教联合会,统一领导协调各教派组织,其各种教派组织有冀南佛教会、佛教同愿会石门分会、回教联盟会、中国回教联合会石门分会、华北农民佛教先天道和平防共会、中华共进会等等。
冀南佛教会成立于1939年冬,到1942年时,有教徒20000多人,机构庞大,组织健全,有工作章程计划,正副会长为大汉奸李汉卿和赵铸久,日本人为顾问。总会设在石家庄正东街的日本西本愿寺内,总会以下设分会。冀南佛教会的教徒有三种来源,一是少部分确定信仰佛教;二是大部分人为出入石家庄周围岗卡方便,加入冀南佛教会后发给会员证,可以随便出入市郊;三是少部分以教会活动为名,专为日军搞情报工作。冀南佛教会并无固定活动内容,主要听从日本西本愿寺和日本顾问的指挥。
回教联盟会会址在中拐捧胡同二号。回教集会地址在西阁街清真寺院,共有教民2000余名,成分多为经营小本生意的小商小贩者。
天主教未成立联合会。此教原为法国人创办,其教堂在北后街,有教徒2000余名,其成分农民占百分之七十,商人占百分之二十,工人、学生占百分之十。
石家庄还有基督教会,设在西阁街,主持教务的是丹麦人冉牧师,有教徒3000余名。
特别重要的是,日本侵略者不仅利用中国的宗教组织,为其侵略战争服务,还将其本国的许多宗教机构移入石家庄,以宗教的面目出现,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华反共的罪恶勾当。当时,在石家庄的宗教团体有东本愿寺、西本愿寺、姚山寺、智恩院、月莲宗、观音寺、妙心寺、日本天理教石家庄传道所等等,并由以上寺院联合,组成了反共佛教联盟。
四、人口变迁
石家庄沦陷后,不少市民、商人及政要纷纷外逃他乡,市内人口锐减。据有关资料记载,仅剩5000多人,直到1939年,全市人口14057户,61110人,还未恢复到沦陷前的水平。而日本及朝鲜人有所增加,有6500口,全市总计人口67610人。1941年3月,为设市之需要,扩充市区人口,将正定、获鹿所属之50余村庄划入市区,将市区划为六个区,人口才大量增加。截止1941年9月底统计,全市共计31659户,人口166773口,再加上日本和朝鲜的13000人,全市总计人口17.9万人。
从以上人口数字可以看出,自日本侵略者入侵后,石家庄的人口呈缓慢增长之势,但外国人口却成倍增长,两年翻了一番,由1939年的6500人增至1941年的13000人。从人口变化可以说明,被日本侵略者称之为模范治安区的石家庄,其殖民地色彩日益浓厚。
第八节 人间魔窟--石家庄战俘集中营
日本侵略者在侵占石家庄期间,对石家庄周围抗日根据进行多次残酷地扫荡,实行其法西斯的"三光"政策,制造了一起起骇人听闻的惨案。据不完全统计,8年间,日军在石家庄制造10人以上惨案61起,杀害无辜者4万多人,烧毁民房15间,抢杀家畜18000余头,抢劫粮食、财物难以计数。而最令人发指的是建在市区内的战俘集中营的野蛮暴行。
石家庄集中营,位于现桥东区平安公园、电视机厂一带,占地277亩。从1939年建立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6年间,石家庄集中营以及与之相配合的军、警、宪、特的小监狱和华北劳工协会石门办事处,先后抓捕关押抗日军民和无辜群众约5万人,其中约2万人被折磨而死,约3万人被送往华北、东北和日本各地当劳工。它是日军血腥镇压中国抗日军民的人间地狱。
1939年8月,日军第110师团(代号鹭字3906部队)在南兵营建立了战俘劳工集中营,它直属于华北方面军参谋二课的"北平六条公馆"领导(后期又由华北劳工协会直接管理)。这里主要关押的是日军从冀中、冀南、冀西、太行等根据地抓俘的抗日军民。该集中营从建立至结束可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战俘收容所时期(1939.8-1941.8)。这一时期人员少、规模小,主要由南兵营的日军代管。所长先由清永担任,后由第110师团通讯联队部队长依东大佐兼任,所内一切事务由队长波多野负责。同时,配有3个班的日本士兵和两个翻译。所内设指导员、正副总班长,下设若干班,采用以华制华、以俘制俘的办法进行管理。
第二个时期:劳工教习所时期(1941.8-1943.12)。1941年8月15日,日军将战俘收容所改称石门劳工教习所,将原在保定的劳工教习所的全部劳工及管理人员迁此,所内在押人员骤增到千人,机构也随之扩大。所长仍为依东大佐,下设主任办公室、医务室、审讯室、警卫室。俘虏管理机构设干部班、警卫班。班下设审讯科,处理科等11个科,科下管理鞋工班、理发班、菜园班、老头班、妇女班等。
1942年春夏,日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实施了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日军把抓捕的抗日军民大部分送到这里。此时,这里经常关押着3000-5000人以上,已"人满为患"。这一时期集中营的主要负责人(又称队长),先后为山宅、中村等。战俘管理机构也比较庞大,设干部、干候班等6个班,班下设处理、审问、教育、生产、卫生、调查6人科。
第三个时期:劳工训练所时期(1944.1-1945.8)。这一时期因日军第110师团南下参战,石家庄防务交由独立步兵第二旅团接管。军方管理较前放松,"劳工教习所",也改成了"劳工训练所",直接归华北劳工协会管理。日本驻石门特务机关长嘉岛大佐担任了名誉所长,先由正定道尹杨缵臣、后由石门市长韩晋援任所长,实权人物是日本参与(顾问)奥滕寿人。此时的机构变动较大,所下设所部、第一训练部、第二训练部。劳工训练所第一部实际是原劳工教习所的机构,其主要任务是接收和管理战俘,挑选青壮年在押人员作为劳工,送到第二部,由第二部对劳工进行强迫训练和对外输送。1944年洛阳战役后,国民党万余名战俘被送到石家庄,原集中营已无法容纳,日军又把东兵营辟为战俘集中营,由1417部队管理。到1945年春,盟军飞机多次对石家庄实施轰炸,日本侵略者已感无力支撑战局,石家庄集中营的劳工输出也处于停滞状态。5月,伪华北劳工协会解散,日本侵略者建立的石家庄战俘劳工集中营也寿终正寝。
在石家庄集中营,中国战俘劳工遭到了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奴役和野蛮摧残。凡进入集中营的人都要过验证、消毒、登记、编号、审讯、入所教育这六道关,从此,人身自由被剥夺。战俘劳工吃的是猪狗食,穿的是破烂衣,住的是破草棚,受的是窝囊气,而干的却是牛马活。日军在石家庄市区修建的五大兵营、两个飞机场、几十处军事工程、数千个碉堡和几十公里长的封锁沟,都是日军驱使战俘劳工和当地民工建成的。集中营里的刑罚五花八门,吊打、压杠子、灌凉水、过电、上烙铁、犬咬、关地牢等等。在集中营里,对战俘劳工生命威胁最大的还是疾病和瘟疫的暴发流行。由于住宿条件差,几百人挤在一个屋子里,虱子、臭虫滚成蛋,痢疾、伤寒、霍乱、猩红热等疾病流行,每天死几个人是很常见的。因此,在集中营里还特设了停尸房,人死后先堆在这里,然后,由拉尸队用马车拉到"万人坑"里掩埋。6年间,因日军残害、病饿、冻死在集中营的战俘劳工在2万人以上。
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不甘屈服的中国抗日军民,虽身陷囹圄,仍进行了多次的反抗斗争。从1944年2月到8月,先后组织了4次暴动。这些暴动,有的虽未成功,但它证明了中国人民的顽强反抗精神。特别是在集中营里,还活跃着两支共产党的有生力量。一支是以中共冀南五地委书记王泊生为首的地方干部,一支是抗大二分校直属的抗三团的军队干部。他们在环境极端险恶的情况下,成立了中共"六月特支",团结被俘人员,同敌人进行了一次次的斗争,并把革命的火种传到了东北、日本。另外,在集中营里有一个中共地下工作小组,其主要负责人就是曾任冀中警备旅一团团长、被俘后曾担任劳工训练所副所长和第一训练部部长的张子元。他在中共石门地下党的负责人王革非、王子兴的领导下,利用各种机会,忍辱负重地为党默默地工作着,积极保护和营救党的干部,千方百计改善生活条件,减少战俘劳工死亡,为根据地传送情报,绘制地图,成立地下军,配合八路军解放石家庄,做了大量的工作。
第九节 共产党在石门的地下组织和城市工作
八年抗战中,在石家庄周围,八路军与抗日民众一起创建了晋察冀的北岳、冀中根据地,晋冀鲁豫的太行、冀南根据地,并依托这些根据地建党、建军、建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特别是1940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瓦解敌军工作和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指示后,各抗日根据地逐步重视和加强对敌占城市的工作。冀中、冀晋(北岳)、太行各根据地的城工、敌工、军分区、情报、公安等系统先后向石家庄及部分县城派遣力量,搜集情报,建立组织,里应外合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和工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各根据地在石门的城市工作机构
(1)冀晋区:1941年初,冀晋四地委设有城市工作小组,1943年5月18日,中共北岳区党委工作《关于建立城市工作的紧急决定》,指示各级党委一定重视城市工作,把它作为党的重要工作来抓。1944年7月,冀晋四地委成立了城工部,在城工部建立的同时,成立了中共石门工作委员会,隶属于城工部领导。城工部和石门工委是两个名称,一套人马。在地委成立城工部的同时,各县委也先后成立了城工部,区设城工委员。四分区的敌工系统在1939年就成立了点线工作委员会。1940年,冀晋四分区司令部组成司令部前方武工队,对内称石门情报站。后在此基础上,又在平山、灵寿、建屏、正定等地建立了石门中心情报站。公安系统对石家庄的情报工作,是在晋察冀社会部和边区公安局直接领导下进行的。1942年春,在正定建立了石门情报站。
(2)冀中区:1943年,冀中七地委所属之藁无县成立了石正工作委员会,针对石家庄、正定开展工作。1944年5月,冀中七地委成立城工部。之后,在石正工作委员会的基础上,组建了七地委城工部石门工作委员会(简称石委会),配有石委会武工队。1944年7月,晋察冀中央分局高干会议后,冀中六地委成立了城工部,城工部向周围几个大城市开展工作,但重点以石家庄为主。1945年春,六地委也组建了石门工作委员会和铁路工作委员会,专门负责石家庄和石德铁路沿线工作。冀中区敌工系统针对石家庄的工作部门,1942年"五一"扫荡前,主要有冀中六、七军分区敌工科,之后,六地委成立了敌工部(对外称石门前方联络处)。同年8月,七地委敌工部成立,下设保定和石家庄两个小组,石家庄小组称南站。军分区情报站的工作,主要有六、七分区司令部情况站负责。1940年春,冀中六分区情报站成立。次年1月,为加强领导,统一建立了情报总站,下有3个中心站,15个分站,形成一个拥有207人的情报队伍。其中藁无中心站专门负责石家庄及周围的情报工作,下辖正定、新乐、无极等5个情报小组。七分区情报站成立于1941年4月,下设北、南站和中心站。
(3)太行区:为了加强对石家庄城市工作的领导,1944年春,太行区党委决定,成立中共太行区石门城市工作委员会,直接受区党委领导。城委会对外称太行第一军分区前方办事处,后又改称石门市政府留守处,下设正太线工作小组、平汉线工作小组和武工队。1945年上半年,太行区党委成立了石门市民主政府办事处,并配有一支70多人组成的解放大队。
二、中共地下组织在石门的建立和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冀晋、太行各根据地的城工、敌工、公安、军事各系统都在石家庄市内派遣了大批地下工作者,以不同的职业作掩护,发展党员,建立地下工作组织。
城市工作:各根据地的城工部和石门工作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在石家庄开展工作,建立党的组织,宣传党的主张,扩大党的影响,开展地下秘密活动。冀晋四地委城工部和石门工委,对石家庄的城市工作开展的十分活跃,先后在市内建立了9个党支部、3个党小组和2个工作小组。冀中六、七地委城工部和石委会,在派遣打入的基础上,以派遣力量为核心,以工人、城市贫民为主要发展对象,到1945年8月,在市内先后建立了近20个党支部和一些单独活动的党小组,发展党员100多名。太行区石门城委会成立后,认真总结过去单纯向市内派遣力量而难以打开局面的教训,采取以郊区农村为基地、为跳板,逐步向市内渗透的办法,先后在市郊的西良厢、东良厢、元村等30余个村庄建立了堡垒户或交通站,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
敌工系统:敌工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分化瓦解敌军,侦察搜集情报,在敌人内部长期埋伏,发展力量,等待时机,里应外合,彻底消灭敌人。1943年下半年,冀中六地委敌工部在石家庄附近建立了敌工站,专门做石家庄的工作;七地委敌工部在市内建立了3个党支部。
公安系统:冀中七专署公安处下属的石东办事处在石家庄发展建立了3个地下情侦小组。其中以林青、黎辉小组工作最为突出。冀晋区公安系统的石门情报站,在石家庄发展建立的地下情侦小组30多个,发展人员约130名。这些小组的人员多数都编有秘密代号,他们分布在市内及周围县城的铁路、工厂、学校及敌人内部,形成了情报工作网。
情报系统:其主要任务是配合部队作战,搜集和掌握敌人的兵力、部署、番号、编制、装备、活动、企图动向以及铁路运输等方面的情报。冀晋四分区的情报人员主要分布在市内的石门市政公署、日伪警察所、西兵营、铁路、北支棉花株式会社等重点部门,在市内建立了吴英明诊疗所、刘锦堂的维新商行等4个情报联络点,人员发展到40余人。1942年底,冀中六分区情报总站争取了辛集铁路警务段特务队长的掩护,在石家庄开办了晋华皂胰厂,内称冀中第六分区交际处,实际是石门谍报站。同时在市内还建立了一个监听敌人电话的情报组。
三、城市地下斗争蓬勃开展
石家庄周围各根据地的党政军群组织,通过内线或在市内建立的各种地下组织,积极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对敌斗争,为根据地搜集了大量的有重要价值的政治、经济、军事、社情等情报;在敌占区采购纸张、油墨、药品、弹药、食盐等,设法运往解放区;在市内机动灵活的打击日伪军,宣传党的政策等。这些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力地配合了根据地的军事行动和各项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1941年冬,由冀中派遣打入石家庄日军3906部队谍报班,后任石门外勤情报组长的王革非,利用在敌人内部工作的有利条件,搜集了大量情报,如1942年日本对晋察冀根据地的扫荡情报,为根据地反扫荡提供了重要线索,避免了重大损失。他还通过日本人河野、翻译金村,在张子元、王子兴等地下人员的配合下,从南兵营救出好几批中共被俘人员。1942年冬,冀晋四分区石门中心情报站的焦许晶、潘树森,在正定地下工作人员的配合下,开辟了滹沱河畔本笃庄正定天主教苦修会神乐院,使这里成为对日本开展斗争的交通站和联络点,在为根据地传递情报、购买紧缺物资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年,冀中七地委敌工部石门情报站,与冀中军区派遣的原安平县第一任抗日县长、开明士绅邢玉祥在石家庄建立的联络站取得联系后,派乔士模、潘鹏飞等进市,在邢玉祥的掩护下,发展了十几名党员,建立了3个支部。邢玉祥的大儿子邢文斌、二儿子邢鹤、三儿子邢燕,都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他们利用工作之便,掩护来往的地下人员,送出了不少情报,搞出了武器、弹药、良民证和根据地紧缺物资。为鼓励邢玉祥的革命热情,石委会曾给他颁发了石门参议员的委任状。1943年,冀中敌工干部秦良贵,同担任警备队小队长的地下关系池福详取得联系,在县大队手枪队的配合下,一枪未发就俘虏方村据点的伪军80余人,缴获枪支80余支。
1944年后,抗日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日军在各个战场被动挨打,节节败退,八路军和抗日游击队则转入主动进攻。当时,在石家庄日伪军内部,几乎所有的机关都有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处于监视之下。驻在于底村的日伪兴亚工作队(即感化队),是日军1417部队特警队选调中国战俘组成的武装特务队。冀晋四分区向感化队派遣的地下人员马景、孙树元、赵树森等和被俘干部杨玉生等人,分别在里面担任小队长、班长等职务,他们利用敌人抓捕共产党员的机会抓了一批死心踏地为日军效劳的汗奸特务,还多次配合武工队在大河一带开辟工作,掩护我工作人员,购买物资,搜集大郭村飞机场及市内情报。每当敌人派遣外出抓捕日干部时,他们都事先通知躲避、撤退,过后向日军谎报。后来,他们在石门城委会和元获独立营领导和配合下,里应外合,将感化队80多人拉回根据地,使成立仅一年多的感化队很快被瓦解。
打入河北省剿共委员会情报科的张景熙,发现日本特务机关有蒋介石"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文件后,经请示组织批准,将此文件取出,送往根据地。这个文件受到上级乃至党中央的重视。1945年春,地下工作者王子兴、张子元根据上级指示,为配合盟军打击驻石日军,将石家庄敌人的军事机关、军事设施及城市四周的壕沟、电网、碉堡等情况,绘制成图,转交边区根据地。从而为盟军飞机多次来石家庄轰炸提供了地图情报,使驻石日军遭到重创。
第十节 石门受降谈判
1944年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苏联在欧洲战场接连取得胜利,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已处于崩溃边缘,在中国战场已是退守之势。冀中、北岳、太行等抗日根据地军民积极开展了对日军的反攻作战。1944年1月至4月,冀中六、七分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向日军发起了强大的春季攻势,平毁了敌人挖筑的县界沟、封锁沟,攻克逼退敌据点,使少数敌伪军只能龟缩在主要交通干线的据点里。春季攻势胜利后,敌占区大大缩小,再加上我对敌人的封锁,游击区两面政权纷纷停止资敌,使敌供给更加困难。5月,又展开了3个月的护麦斗争。分区、县武装除了打击抢粮之敌外,还积极组织和动员群众抢收麦子,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食。7月至9月又进行了"青纱帐"战役,深入敌后开辟新区,封锁碉堡,袭击纵深空虚据点,破坏交通。到1944年底,冀中军民对敌作战1845次,歼敌2万多人,攻克副退据点、堡垒815处,攻克和袭入深泽、晋县、栾城、藁城、赵县等25座县城达38次,解放村镇3800多个,人口300多万人。到1945年5月,除少数城镇外,冀中平原各县的残敌已基本肃清。
1944年五、六月,北岳四分区真正倾向敌人的政权占总数的16.4%,到1945年同期仅占6.3%,相反,抗日村政权数量猛增到87%。太行区军民经过春、夏两次反攻作战,一举摧毁了敌伪在纵深于根据地巩固区的第三道封锁线,拔掉敌据点84个,摧毁了敌对一分区的封锁和包围。到1944年底,太行军民作战4048次,恢复国土17万平方公里,55万人获得解放。1945年6初的元获战役,歼敌400多人,一举解放了元氏、获鹿、赞皇大部分地区。至此,太行、冀南、冀中、冀晋根据地连成一片。
1945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日伪军发动广泛的进攻,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市和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领小城市。同日,朱德总司令也向解放区部队发布了命令。根据这一精神,晋察冀边区于8月12日同时任命了华北八市市长。原冀晋区党委副书记、军区副政委王昭,被任命为石家庄市委书记兼市长。之后,石家庄市的党政军领导班子在冀晋区组成,市警备司令马龙,政府秘书长张雨初,公安局长齐文川,教育局长崔德清等。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16日,石家庄市党政军机关在石家庄西北之西三庄村集结办公。武装部队包围了石家庄的日伪军,并接收了敌人防护壕上的第二哨卡。同时,向市内地下工作者发出通知,要求积极配合,作好武装受降准备。
8月17日,受王昭等委派,联络参谋马景和郝义德、齐一才,带联络信和布告进入市区,向日军驻石部队独立步兵第二旅团服部直臣司令部送交受降通牒,并在市内张贴散发布告。之后,日军很快派一副官和马景见面,马景通报了八路军和边区的接收政策,并希望日方派代表到西三庄谈判。18日10时,日军派3名代表到我驻地,我代表向日方陈述了缴降的限期和条件,并提出进城要求。日方代表提出暂缓进城,表示回去汇报后隔日再议。与此同时,王昭召集太行石门城委会、冀中、冀晋石门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及市内地下党组织的有关负责人,研究接收石家庄的有关问题,并布置了4条具体任务。
8月19日上午,在地下工作者王子兴陪同下,我政府代表一行3人来到日军驻石最高司令部,与服部直臣面谈,我代表提出缴降条件是:一、凡放下武器投降的日本军警及日本侨民一律保护其生命安全;二、对所有日本居民、商人的个人财产一律予以保护,准其携带回国;三、在日军办理缴降完毕后,保送驻石日本军民早日回国,回国途径,由我军护送至张北,交由苏联红军转送大连海港登轮回国。服部直臣表示愿意接受条件,但因未接到上级命令,要求再等几日。21日,日军代表到西三庄,向我政府送达通知,表示同意受降,但必须有蒋介石的手令。日军的这一无理要求,立即遭到我方拒绝,并重申我方是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命令接收石门的,蒋介石无权干涉。23日上午,我代表按时到达日军司令部,与服部再次交涉,但日军以未接到上级命令为由一再推托。鉴于此情况,王昭、马龙准备请示上级向外围增派兵力,加强武装震慑,强迫敌人投降。
就在这期间,美蒋与日伪加紧勾结,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向日军下达命令拒绝向八路军投降。蒋介石则急调大批兵力,到处抢占地盘。面对这一形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改变方针,及时调整部署。晋察冀军区除抽调一部分兵力支援东北外,其余部队只留少量围困石家庄、保定等城市,而集中兵力解放县城乡镇。这时,石家庄集结日军2万余人。在此情况下,我方仍未放弃对谈判受降的时机,再次到市内与日军谈判,服部直臣无奈地拿出冈村宁次和何应钦来的电报说:"前天接到这个电报,完全和我们的意见相反,叫我们继续维护石门治安,严防共军接防,如有违反,军法从事。"并表示,我个人也不愿再打仗,如果贵军缺乏武器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我尽可能想办法支援,希望下次谈判有一个结果。
我谈判代表回到驻地汇报情况后,石家庄党政军领导分析了形势,准备武装进攻,接收石家庄,但这个计划未得到上级批准。为了和平接收石家庄,我方代表再次进市,向服部重申我方受降的权利和理由。服部听后拿起红铅笔在地图上沿着石家庄封锁沟划了一个红圈,并说:这样吧,封锁沟以外所有地区均由贵军接管,我不再干涉,封锁沟以内,仍由我负责维护治安。谈判就此中断。这时,王昭已接到上级指示,说国民党军队已由河南出发,准备抢占石门,要提高警惕。日军驻大郭村飞机场的部队不断向西三庄驻地打炮威胁,逼我撤走。为避免同驻石日军发生冲突,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石门党政机关暂时撤回大河镇一带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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